每年的五月四日，人们会在肯特州立大学举行一系列活动纪念1970年5月4日发生在校园内的悲剧事件。就在那一天，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向抗议越南战争的示威学生开枪，造成4名学生死亡，9人受伤。即将到来的2020年5月4日，“五四事件”50周年纪念活动，不仅对肯特州立，对整个美国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似的一刻。从2019年秋季开始，一直到2020年5月4日，肯特州立大学会举办为期一年的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本文将通过事实陈述，解答和提出问题等形式展现肯特州立“五四事件”的始末。
- 背景介绍
1970年5月4日，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向肯特州立大学的示威人群开枪，造成4人死亡，9人受伤。枪击事件的影响是巨大的。该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学生罢工罢课运动，迫使数百所学院和大学关闭。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的高级助手H·R·霍尔德曼(H. R. Haldeman)表示，枪击事件对国家政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权力的终结》（The Ends of Power）一书中，霍尔德曼(1978)指出，肯特州立的枪击事件引发了水门事件，最终摧毁了尼克松领导的政府。除了“五四事件”的直接影响，这起枪击事件还象征着在越战时期严重的，分裂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分歧是如此的巨大。
自1970年5月4日以来的近30年里，涌现了大量分析“五四事件”及其后果的文献。有些书很快就出版了，提供了对枪击事件新鲜但往往肤浅或不准确的分析(例如, Eszterhas & Roberts, 1970; Warren, 1970; Casale & Paskoff, 1971; Michener, 1971; Stone, 1971; Taylor等人，1971; Tompkins和Anderson，1971)。在随后的几年中又出版了许多其他的书(例如，Davis，1973; Hare, 1973; Hensley & Lewis，1978；Kelner和Munves，1980; Hansley, 1981; Payne, 1981; Bill, 1988; 和Gordon, 1997)。这些书相比以前的书具有更广阔的历史视角，但没有哪一本书可以被认为是对1970年5月4日在肯特州立大学发生的事件和后果的具有权威性的描述。
尽管有大量对于枪击事件的文献，错误的信息和误解仍然围绕着1970年5月4日的事件。例如, 由玛丽·诺顿 (Mary Beth Norton) 等人于1994年编写的在美国大学中使用，同时也是用于中学高级课程的历史教科书，其包含肯特州立“五四事件”的照片并给出以下总结:“ 1970年5月, 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 国民警卫队使用催泪瓦斯弹与反战的学生抗议者对峙。不久之后，在没有挑衅的情况下，士兵们向一群逃跑的学生开枪。四名年轻人在背后被枪杀，其中包括两名步行去上课的妇女”。不幸的是，这个简短的描述包含四个事实错误: 一，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挑衅; 二，当警卫开始开枪时，学生们并没有逃跑; 叁，遇难的四名学生中，只有威廉·施罗德(William Schroeder)一人背部中弹; 四，其中一名女学生桑卓·朔伊尔(Sandra Schreuer)步行去上课，另一名女学生艾莉森·克劳斯(Allison Krause)参加了示威。
本文将通过为社会问题研究教师提供可以参考或教授的资料或可以让学生参与研究的话题来解决围绕着1970年5月4日发生在肯特州立大学的枪击事件的历史疑点。我们的方法是提出并提供对于肯特州立大学“五四事件”的最常被问到的12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还将提供一份有关枪击事件比较重要的问题清单，这些问题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最后，我们将为那些希望进一步探索这个主题的人提供一个简短的注释书目。
- 为什么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被叫到肯特?
俄亥俄国民警卫队进驻肯特州立大学校园的决定与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决定直接相关。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1968年被选为美国总统，部分原因是他承诺结束越南战争。在尼克松总统任期的第一年，美国对战争的参与似乎逐渐减少。然而，在1970年4月下旬，美国入侵柬埔寨并扩大了越南战争。这项决定是尼克松总统于1970年4月30日在国家电视和电台上宣布的，他说，入侵柬埔寨的目的是攻击越共的总部，越共一直利用柬埔寨领土作为避难所。
第二天，5月1日，星期五，反战情绪高涨的美国大学校园爆发了抗议活动。在肯特州立大学，一场反战集会于中午在校园中央的一大片草地上举行，这里历来是各种集会和示威的场所。人们发表了反对战争和尼克松政府的激烈演讲，一份《宪法》副本被埋葬，其象征着对《宪法》的谋杀，因为美国国会从未宣战。5月4日，星期一， 中午，校园内又举行了一次集会。
周五晚上，在肯特市中心的酒吧里，人们正在和平地进行着正常的社交活动，但抗议者和当地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随之而来。骚乱的确切原因仍在争论之中。篝火在肯特市中心的街道上被点燃，汽车被拦截，警车被飞来的瓶子击中，一些商店的窗户被打碎。整个肯特市的警察力量以及县里和周围社区的警力都被召集起来。肯特市长勒罗伊·赛德姆(Leroy Satrom)宣布城市进入紧急状态，打电话给州长詹姆斯·罗兹(James Rhodes)办公室寻求帮助，并下令关闭所有酒吧。提前关闭酒吧的决定增加了愤怒人群的规模。警方最终使用催泪瓦斯成功地驱散了市中心的人群，迫使他们回到几个街区外的校园区域。
第二天，5月2日，星期六，勒罗伊·赛德姆(Leroy Satrom)市长会见了其他市政官员和被派往肯特市的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的代表。随后，市长决定请求州长派遣俄亥俄国民警卫队前往肯特。基于前一晚发生的事，肯特市市长担心进一步骚乱的发生, 但更令人不安的是被威胁到的当地的商户和市政官员, 以及激进的革命者要摧毁肯特城市和大学的谣言。市长担心当地的武装力量不足以应付潜在的骚乱，因此在下午5点左右，他打电话给州长办公室，向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正式请求援助。
- 五月二日和叁日，警卫队到达校园后，肯特州立大学发生了什么事?
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的成员正在在俄亥俄州东北部执勤，因此他们能够迅速向肯特市集结。当警卫队员于晚上10点左右到达肯特市时，等待他们的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场面。与中央草坪广场相邻的搁翱罢颁训练队的木制建筑被防放火焚烧，并最终在当晚被烧毁，超过1000名示威者包围了建筑。对于谁应该为焚烧后备军官训练营(搁翱罢颁)建筑负责的争论仍在继续。为大楼的燃烧喝彩的激进的抗议者被认为应该对此负责，因为他们的行为干扰了消防员灭火的努力。伴随着弥漫在校园里的催泪瓦斯，警卫和示威者之间的冲突一直持续了很久，许多示威者被逮捕。
5月3日，星期日，是充满反差的一天。近1000名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队员占领了校园，使它看起来像一个军事战区。然而，天气温暖而晴朗，学生们与卫兵亲切的交谈着。那天上午，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罗兹(James Rhodes)飞往肯特市，他的心情一点也不平静。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发表了一份挑衅性的声明，称校园抗议者是美国最糟糕的一类人，并表示将动用一切法律力量对付他们。罗兹还表示，他将寻求法院发布紧急状态令。虽然这从未实现过，但戒严状态形成的声明在警卫和大学官员中普遍传播开来。在戒严状态中，校园的控制权掌握在警卫手中，而不是大学领导手中，所有集会都被禁止。抗议者和警卫之间的进一步冲突发生在周日晚上，校园内再次出现了石块、催泪瓦斯和逮捕行动，气氛紧张。
- 五月四日中午举行了什么类型的集会?
在5月1日星期五的反战集会结束时，学生抗议领袖呼吁在5月4日星期一中午在中央草地广场举行另一场集会。尽管校方官员在5月4日上午曾试图通知校园内的人员，集会是被禁止的，但早在上午11点，人群就开始聚集。到中午，整个公共区域大约有3000人。虽然估计数字不准确，但大约有500名核心示威者聚集在中央草地广场一端的胜利钟周围，另有1000人是支持示威者的“啦啦队”，另有1500人是站在那周围的旁观者。在被烧毁的后备军官训练营建筑对面，大约100名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队员手持惭-1军用步枪。
尽管存在强烈的反战情绪，但大家一致认为，集会的积极参与者主要是抗议在校园里有国民警卫队的存在。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谁是这次集会的领导人，也没有证据表明这次集会的活动计划是什么，但最初的集会是和平的。
- 是谁决定禁止五月四日的集会?
对于谁应该为禁止5月4日中午集会的决定负责，存在相互矛盾的证据。在1975年的联邦民事审判中，警卫队的最高官员罗伯特·坎特伯雷(Robert Canterbury)将军作证说，由于当时存在的紧张局势和担心暴力事件再次发生的可能，集会应该被禁止是广泛存在的共识。坎特伯雷将军进一步证实，时任肯特州立大学校长的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曾明确告诉他，任何示威活动都是非常危险的。相反，罗伯特·怀特在证词中说，他想不起与坎特伯雷就禁止集会一事有过任何对话。
禁止集会的决定最准确地可以追溯到詹姆斯·罗兹(James Rhodes) 州长5月3日的声明，当时他表示，他将向法院申请紧急状态声明。尽管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但所有的官方组织-警卫、大学、肯特市-都认为国民警卫队接手负责控制校园，所有的集会都会是非法的。因此，学校领导在周一上午印制并分发了一万多份传单，表明只要警卫队控制了校园，所有集会，包括定于5月4日中午举行的集会，都将被禁止。
- 哪些事件直接导致了枪击事件?
快到中午的时候，坎特伯雷将军决定命令示威者解散。一位站在警卫队员旁边的肯特州立校警用扩音器宣布了这一消息。当这一切都没有效果时，这名校警和几名警卫队员一起被安置在一辆吉普车里，开车穿过中央草坪，告诉抗议者集会被禁止了，他们必须解散。之后他们坐着吉普车撤退了因为回应他们的是愤怒的叫喊和石块。随后，坎特伯雷将军命令他的士兵将武器上膛并上锁，向草坪一端胜利钟周围的人群发射了催泪瓦斯，警卫队员穿过中央草坪开始驱散集会人群。
抗议者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小山，这座山被称为“毯丘”（Blanket Hill），然后从山的另一边下到普林戴斯教学楼(Prentice Hall)的停车场，旁边是一个足球练习场。大部分的警卫队员是一直跟着学生，但很快他们发现被困在了被篱笆包围着的足球场。在警卫队员站在练习场的10分钟里，抗议的学生大吆小喝并向警卫队员投掷石头，紧张激烈的气氛达到定点，事件一触即发。可以看到几个警卫队员挤在一起，一些警卫队员跪下来用枪瞄准示威人群，但没有人开枪。之后，警卫队员们开始从足球训练场上折回到“毯丘”。当他们到达高点时，70多名警卫队员中有28人突然转身，用步枪和手枪射击。许多警卫队员向空中或地面开枪。但是，有一小部分人直接向人群开枪。在13秒内共发射了61到67发子弹。
- 发生了多少伤亡?
四名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死于警卫队员的射击。距离最近的学生是杰弗里·米勒(Jeffrey G. Miller)，他站在通往普林戴斯楼停车场的小路上时，嘴中了枪，距离警卫大约270英尺。艾莉森·克劳斯(Allison B. Krause) 在普林戴斯楼的停车场，她距离警卫330英尺，身体左侧中弹。威廉·施罗德(William K. Schroeder) 在普林戴斯楼停车场离警卫390英尺远时，背部左侧中弹。桑卓·朔伊尔（Sandra L. Scheuer)在Prentice Hall停车场离警卫大约390英尺的时候，一颗子弹穿过了她脖子的左前侧。
九名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在13秒的开火中受伤。大多数学生都在普林戴斯楼的停车场，但也有少数人在“毯丘”附近。约瑟夫·刘易斯（Joseph Lewis）是离卫兵最近的一个学生，距离大约60英尺， 当子弹击中他的右腹部和左腿时，他一动不动的站着并伸出了中指。托马斯·格雷斯（Thomas Grace）离警卫队大约60英尺，他的左脚踝受伤。约翰·克利里（John Cleary）左上胸部中弹时，距离警卫队员100多英尺。阿兰·坎福拉（Alan Canfora）离后卫225英尺，他的右手腕中弹。迪安·卡勒（Dean Kahler）是九名学生中受伤最严重的。在300英尺外的他，背部被击中，腰部以下永久瘫痪。道格拉斯·伦特莫尔（Douglas Wrentmore）在330英尺远的地方被击中，右膝受伤。詹姆斯·拉塞尔（James Russell）在375英尺院的地方，他的右大腿和右前额被击中。罗伯特·斯坦普斯（Robert Stamps）在500英尺远的地方被击中，右臀受了伤。唐纳德·麦肯兹（Donald Mackenzie）是距离警卫最远的学生，当时他距离警卫有750英尺，他的脖子被击中。
- 国民警卫队员为什么开枪？
与“五四事件”相关的最重要问题就是，为什么警卫队员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 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 一，国民警卫队员开枪是为了自我防卫，因此开枪是正当的; 二， 国民警卫队员的生命并没有受到直接的威胁，因此开枪是不正当的。
警卫队员们给出的答案是，他们开枪是因为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警卫队员在众多调查委员会和联邦法庭上作证说，他们觉得示威者向他们逼近，对他们的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和直接的威胁，因此他们不得不开枪自保。一些作者(如Michener, 1971和Grant & Hill, 1974) 同意这种论调。更重要的是，联邦刑事和民事审判也接受了国民警卫队的理由。在1974年的一次联邦刑事审判中，地区法官弗兰克·巴蒂斯蒂(Frank Battisti)驳回了由联邦大陪审团起诉八名国民警卫队队员的案件，在审判中裁定政府对国民警卫队队员的指控太过无力，以至于辩方不必提出自己的指控。在1975年漫长而复杂的联邦民事审判中，陪审团以9票赞成、3票反对的结果判定，没有一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对枪击事件负有法律责任。然而，这一结果被提起上诉，第六巡回上诉法院裁定，由于对陪审团成员不当的威胁和处理，此案必须进行新的审判。
“五四事件”的余波在1979年1月结束，28名被告签署了一份庭外和解声明包括财务上的赔偿，警卫队及其支持者认为这是对他们立场的最后证明。该协议为受伤学生和被杀学生的父母提供了67.5万美元赔偿金。这笔钱是由俄亥俄州支付，而不是由任何警卫队员支付的，金额相当于该州估计的再次受审的成本。或许更重要的是，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Ohio National Guard)成员签署的声明在他们看来是一种表达遗憾，后悔的声明，而不是道歉或承认错误:
回顾过去，1970年5月4日的悲剧本不应该发生。学生们可能认为他们继续大规模抗议以回应对柬埔寨的入侵是正确的，尽管这次抗议是在大学张贴和宣读禁止集会和解散的命令之后进行的。此后，第六巡回上诉法院裁定这些命令是合法的。
毯丘上的一些卫兵，对之前的事件感到恐惧和焦虑，可能认为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事后看来，有另一种方法本来可以解决冲突。必须找到更好的办法来对抗这种冲突事件。
我们真诚地希望能找到一种方法来避免5月4日的事件，最终导致卫兵枪击和不可逆转的伤亡的冲突。我们对发生的一切深表遗憾，并对造成4名学生死亡和9名学生受伤深感悲痛。我们希望结束诉讼的协议将有助于减轻人们对那一惨痛日子的悲惨记忆。
在其他许多对于枪击事件的研究中，人们对警卫队的看法截然不同，所有分析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枪击事件的主要责任在于警卫队。一些作家例如，斯通(Stone, 1971); 戴维斯(Davis, 1973); 凯尔纳和芒维斯(Kelner and Munves, 1980)，他们认为国民警卫队队员在当时并没有生命危险。这些作者认为，有证据表明，当他们到达毯丘的高点时，某些警卫成员密谋在足球场开枪。其他的作者，如比斯特(Best, 1981)和佩恩(Payne, 1981)并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接受这样的阴谋论，但他们也不认为警卫队的自卫理论是可信的。认为警卫队员应该负主要责任的专家们一致同意斯克兰顿委员会（the Scranton Commission）于1970年发布的报告中第87页的结论，“向一群学生不加选择地开枪以及随后的死亡是不必要的，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可原谅的。”
- 枪击后立即发生了什么?
尽管对于警卫队开枪时他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程度仍然存在争议，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开枪后，他们的生命确实处于危险之中。13秒的枪击导致4人死亡，9人受伤，这使得接下来可能会上演更悲惨、更血腥的冲突。紧张和恐惧的警卫队卫兵退到中央草坪广场，他们面对的是一大群意识到警卫队员是有实弹并用枪杀和伤害了很多人的示威人群，在强烈的愤怒中，许多示威者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袭击警卫队。毫无疑问，警卫队会再次开火，这次杀死的学生人数可能要多得多。
肯特州立大学的一些校内教官的行动阻止了悲剧的进一步发生。在格伦·弗兰克（Glenn Frank）教授的带领下，教师们恳求国民警卫队的领导人允许他们与示威学生对话，然后他们恳求学生们不要冒着生命危险与警卫队对峙。经过大约20分钟的动情恳求，大学教官们说服学生们离开了中央草坪广场。
回到枪击现场，救护车已经到达，并对受伤严重的学生进行了紧急医疗救治，之后将枪击事件的受害者送往当地医院。
肯特州立大学在枪击事件发生后立即被勒令关闭，先是由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校长下令关闭，然后由波塔奇县（Portage County）检察官罗纳德·凯恩（Ronald Kane）下令无限期关闭。直到1970年夏天才恢复上课，教职工们通过邮件和校外会议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可以使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们能够完成学期计划的活动
- 普利策奖获奖照片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14岁的玛丽·维奇奥(Mary Vecchio)在遇难者杰弗瑞·米勒(Jeffery Miller)身旁尖叫的照片登上了全美国各地报纸和杂志的头版，摄影师约翰·费罗(John Filo)凭借这张照片获得了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这张照片有着自己的生命和重要性。这是着眼于照片、摄影师和照片的影响力的分析。
在照片中的玛丽·维奇奥单膝跪地，对着杰弗里·米勒的身体尖叫。玛丽告诉我们中的一个人，她打电话求助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记录于1994年4月4日的个人采访）。
约翰·费罗(John Filo) 1970年毕业于肯特州立大学摄影专业，现在仍是一名专业的报纸摄影师和编辑。警卫队员开枪时，他正在普林戴斯楼停车场附近。他看到子弹打在地上，但他没有躲起来，因为他以为子弹是空的。当然，空弹是不可能击中地面的。
- 大学长期教职员工对枪击事件的反应是什么?
枪击事件发生叁小时后，肯特州立大学校园被关闭，六周内不能重新开放。当它在1970年夏天复课时，它的教职工被赋予了叁项新的职责，至今仍可以感受到肯特州立教职工被其所影响。
首先，作为大学教师的我们必须给自己带来足够的安慰和帮助。这开始于较早的时候，教员们试图以合理的学术诚信来完成学期计划。大约在期中考试时结束了。之后，教职工们在那一周结束前投票通过将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帮助学生们完成那个季度的学习。校方建议学生们独立学习，直到教授一个一个联系他们。大多数教授都是根据论文来安排他们的课程，但也有很多人在教堂、肯特社区和周边社区的家里做讲座。例如，获奖教师诺曼·达菲(Norman Duffy)在肯特和克利夫兰举办校外化学讲座和辅导课。他的研究生们把实验过程拍成电影寄给学生们。
除了帮助成千上万的学生完成他们的课程，还要帮助1900名学生顺利毕业。与学生谈论课程的安排使教师能够对学生提供一些就枪击事件的咨询和辅导，这对教师和学生都有帮助。
第二，大学教职工们被要求对“五四事件”进行必要的研究，通过对这起悲剧的教学和传统式的写作来传达研究结果。许多人响应并创建了一个奖学金以及一个非常有用的档案库用以支持研究， 为1970年夏季的各种活动做出了贡献，包括新闻采访和斯克兰顿委员会。
第叁，许多人认为，教师们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帮助发展出一种可以替代的抗议形式和冲突解决方案，以防止如“五四事件”和10天后发生在杰克逊州立（Jackson State）的悲剧事件的再次发生。
- 对于“五四事件”，最重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什么?
虽然我们在本文中试图回答许多对于“五四事件”的重要和常见的问题，但我们的回答有时仍是试探性的，因为许多重要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因此，我们有必要问一下，1970年5月4日的悲剧中有哪些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这些问题可以作为有兴趣详细研究枪击事件的学生的研究项目的基础。
一，5月4日前叁天在肯特市中心和肯特州立大学校园发生的暴力事件是谁负责的? 作为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外部鼓动者”是否负有主要责任?是谁放火烧了后备军官训练营的建筑?
二，该不该把国民警卫队叫到肯特和肯特州立大学校园里去? 当地执法人员能否处理好任何情况? 国民警卫队是否接受了适当的训练来执行这种任务?
叁，肯特州立大学的管理层对示威活动以及俄亥俄州政府官员和警卫队官员的反应是否恰当?
四，如果没有禁止集会，枪击事件会避免吗? 禁止集会是否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
五，当警卫队卫兵在足球场上挤作一团时，他们是否串通好向示威者开枪? 如果没有，他们为什么开枪?他们有正当的理由开枪吗?
六，究竟是谁对1970年5月4日的事件负有最终责任?
- 为什么我们仍需要关心一九七零年五月四日在肯特州立大学发生的事情呢?
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 1995年出版的《回顾:越南的悲剧和教训》(In Retrospect: 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 一书中对此做出了说明。他在书中说，美国对越南的政策是“……大错特错的，我们应该向后代解释原因”。
有一些原因可以支持为什么肯特州立“五四事件”需要被世人铭记在心。首先，枪击事件象征着发生在越南战争最激烈时期的一场严重的美国悲剧，在这一时期，美国人发现自己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存在严重分歧。例如，玛丽·维奇奥痛苦地跪在杰弗里·米勒旁的那张令人心痛的照片将永远留在学生们的记忆中。随着美国人对于这一事件相关的事实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肯特州立“五四事件”将继续成为这样一个强有力的象征，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越南战争时期的“五四事件”至今仍有争议，需要根治的问题依然存在。如果事件被遗忘或被扭曲，就不会再有治愈的可能，因此继续寻找肯特州立“五四事件”背后的真相是很重要的。
第叁，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铭记肯特州立大学“五四事件”并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国民警卫队在民事审判结束时签署的声明中认识到，必须找到更合理的方法来处理这类冲突。这类冲突可能已经发生在其他情况下，执法官员已经向他们的部队发出警告，要小心，因为“我们不想要另一个肯特州立悲剧重演”。直至今日，事件被人铭记，教训也已被吸取，肯特州立大学四名年轻学生的死亡并非是苍白的。
- 写在最后
1970年5月4日的悲剧事件对肯特州立大学、美国国家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随后的几年里，肯特州立大学及社区通过致力于在公共服务到公民话语权等方面开展足够的防止暴力，促进民主价值观的学术研究以表达对艾莉森·克劳斯(Allison Krause)、杰弗里·米勒(Jeffrey Miller)、桑德拉·舒伊尔(Sandra Scheuer)和威廉·施罗德(William Schroeder)等人的纪念。
肯特州立大学在促进非暴力和其他民主价值观方面的国家领导作用也延续到了1971年，当时成立了和平变革中心(Center for Peace Change)，以开展非暴力冲突解决方案的研究、教授和相关的社区服务。该中心后来改名为和平与冲突研究学院（School of Peace & Conflict Studies）。1973年在图书馆建立的“五四事件资源中心”收藏了五四事件相关的文献资料，并作为公共阅览室和纪念馆。
您还可以浏览以下网站
了解更多对于“五四事件”的历史信息：/may-4-1970 /may4kentstate50
肯特州立大学和平与冲突学院：/spcs
